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从鲁庄公与齐桓公(前706年)到燕王喜和秦王政(前221年)，差不多四百多年，东周列国的横越。若摒去史事，独见时空，这是霸主到帝国之间的整个诸侯时代。其内部是: 管仲、晏婴、子产、卫鞅…他们的权治断代，也是孔丘、墨翟、孟轲、庄周、荀况…他们的论辩断代。当然，也有山耕者长沮桀溺。也有，斯巴达陆军形成了方阵战术、腓尼基人发明了羊油制作的肥皂、印度诸教中有了毗湿奴神…罗马还在共和前的王政之中。

刺客呢?我们知道的是，每两个被记录见传的刺客。中间相隔其远，曹沫到专诸一百六十年、专诸到豫让、到聂政、到荆轲分别是七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百二十年。这些人诉求不同，因由不一…但都采取了刺杀的方式，并以此为生命原则。

每一种断代单元之下的历史，都会让人看到不同的趋势。例如，学术从启蒙、论辩到总结、政权从松散、盟约到集中…刺客的时代一样有从它可以窥见的。那是个体对生死不可轻言的焦虑，以及原则此事不同的认知。不妨想一想契约的逻辑，契约保证了各方都有在一场交易后享受至少“可堪取信于人”的声名流誉，唯有一种“龙潭虎穴杀一人”的契约，“我”与契约保障的关系一同戛然而止，人骗不过自己，即使有死重于泰山，但固然“死去元知万事空”。所以，思索不到信念层次的人，不堪行刺。

只不过，学者以大脑思考这个课题;刺客以身体思考。

曹沫是唯独一个没有因行刺身死的人，他挟持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因为霸主名义上是周天子意志的代行，所遵奉的是业已开始流逝的亲亲大义，所以葵丘上曹沫为他的主君鲁庄公伸张权益时，鲁庄公其实并没有此打算，但霸主齐桓公在曹沫说出齐国恃强凌弱、虚伪行事时，也一下丧气无言。齐国的实用主义者管仲，和桓公说，你践诺归还土地，得到的也是信誉。所以这里的刺客、被刺者都没有死;实用主义和春秋大义也奇妙地暂言和解；甚至刺客终于的不是对某个具体君主的契约，而是“周礼”。这是这个时代的平衡。

但到了专诸和豫让的时代，春秋还可以维系的平衡陡然陷落了。与聂政相关的《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中，吴国是由泰伯仲雍的揖让所来的典范理想之国，吴公子光和吴王僚的叔叔季礼，依旧是这种文化的末世英雄。他们的前辈们恪守尊重、心怀理想、人文充沛，但堂兄弟二人却在政见不和，私利冲突时率先背叛了这种精神，专诸伍子胥复仇的工具，也是公子光野心的工具;就好像，豫让所效忠的契约，也是智瑶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精神，但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大浪滔天而来，最为讽刺的是，随春秋一并消亡的脆弱平衡，正是豫让之精神的承托与来由;最为讽刺的是，如果死的不是赵襄子，那智瑶本人就会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是他皈依精神的终结者。但这二人的时代，虽然普遍的公共原则已经陷落，但道义还存在于私人之间，野心家公子光还能被专诸的诚恳一瞬感动，赵襄子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个体，还在试图为豫让宽恕、动容和成全，使之精神延续。这是这个时代。

易政呢? 聂政是唯一一个成功的刺客，他刺杀了韩相侠累。可是侠累是谁? 做为宰相他做了什么? 最政与他有什么恩仇?已经全部不重要了，聂政只是感慨于严遂的知遇之恩，而一定不能放过侠累，他们的思考过程，功罪论处，全部没有展示刻画，只是聂政同豫让一样毁伤自我，迷惑敌方，终于把仇家一剑砍了。但这人是他聂政的仇家吗? 其实这是严遂的仇家，严遂是卿士，聂政是居夫，前者的一点恩惠，客观上就足够后者没齿难忘，这是一个忠诚也需要加码竞争的时代了。专诸可以同公子光说:王僚拿“我们”没办法。但是严遂只是怕侠累寻仇报复，买了一条杀手的命而已，聂政和严遂不是“我们”，而是主仆，即使严遂是真心待他：但动心换一命，这样的不公平已经无可质疑了。侠累死以后，历史如何变动，忠义的聂政不用也无需知道。

到了荆轲临易水，就是刺客的终焉之歌了。荆轲当然还是一个古典的刺客，他效忠一个古老的公子，周初的燕召公爽的后裔。他当然高尚、忠诚、严谨，但还是失败了。但重要的是，他的成败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帝国时代的政治，并非一个君主的死可以改变走向，秦王政的父亲碌碌无为，但兼并的屠杀战争，广泛动员的军国、普遍的社会谣役、法吏取代老师，迅猛成势，升腾蔓延…刺客的终结不在于“必定会失败”，而是“成功也无妨”。不仅仅是秦国，也不仅仅是秦朝，赵和楚是这样，就连刘与项也是这样。荆轲就是这样踏上悲歌之途，曹沫不会在登上葵丘时想到的歌，或是心头摆荡的情绪，那时候茫然与坚定并存的天人古今，在一个人走向一个帝国的画面中定格模糊。生死成为了纯粹私人的事。

刺客列传的断代，随刺客的信念，到此也要告一段落。因为一个人死掉，两个人死掉，确实开始稀松平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