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时代

逸轩

编者按: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从鲁庄公与齐桓公(前706年)到燕王喜和秦王政(前221年),差不多四百多年,东周列国的横越。若摒去史事,独见时空,这是霸主到帝国之间的整个诸侯时代。其内部是: 管仲、晏婴、子产、卫鞅…他们的权治断代,也是孔丘、墨翟、孟轲、庄周、荀况…他们的论辩断代。当然,也有山耕者长沮桀溺。也有,斯巴达陆军形成了方阵战术、腓尼基人发明了羊油制作的肥皂、印度诸教中有了毗湿奴神…罗马还在共和前的王政之中。

刺客呢?我们知道的是,每两个被记录见传的刺客。中间相隔其远,曹沫到专诸一百六十年、专诸到豫让、到聂政、到荆轲分别是七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百二十年。这些人诉求不同,因由不一…但都采取了刺杀的方式,并以此为生命原则。

每一种断代单元之下的历史,都会让人看到不同的趋势。例如,学术从启蒙、论辩到总结、政权从松散、盟约到集中…刺客的时代一样有从它可以窥见的。那是个体对生死不可轻言的焦虑,以及原则此事不同的认知。不妨想一想契约的逻辑,契约保证了各方都有在一场交易后享受至少“可堪取信于人”的声名流誉,唯有一种“龙潭虎穴杀一人”的契约,“我”与契约保障的关系一同戛然而止,人骗不过自己,即使有死重于泰山,但固然“死去元知万事空”。所以,思索不到信念层次的人,不堪行刺。

只不过,学者以大脑思考这个课题;刺客以身体思考。

曹沫是唯独一个没有因行刺身死的人,他挟持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因为霸主名义上是周天子意志的代行,所遵奉的是业已开始流逝的亲亲大义,所以葵丘上曹沫为他的主君鲁庄公伸张权益时,鲁庄公其实并没有此打算,但霸主齐桓公在曹沫说出齐国恃强凌弱、虚伪行事时,也一下丧气无言。齐国的实用主义者管仲,和桓公说,你践诺归还土地,得到的也是信誉。所以这里的刺客、被刺者都没有死;实用主义和春秋大义也奇妙地暂言和解;甚至刺客终于的不是对某个具体君主的契约,而是“周礼”。这是这个时代的平衡。

但到了专诸和豫让的时代,春秋还可以维系的平衡陡然陷落了。与聂政相关的《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中,吴国是由泰伯仲雍的揖让所来的典范理想之国,吴公子光和吴王僚的叔叔季礼,依旧是这种文化的末世英雄。他们的前辈们恪守尊重、心怀理想、人文充沛,但堂兄弟二人却在政见不和,私利冲突时率先背叛了这种精神,专诸伍子胥复仇的工具,也是公子光野心的工具;就好像,豫让所效忠的契约,也是智瑶国士待我,我以国士待之的精神,但三家分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大浪滔天而来,最为讽刺的是,随春秋一并消亡的脆弱平衡,正是豫让之精神的承托与来由;最为讽刺的是,如果死的不是赵襄子,那智瑶本人就会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是他皈依精神的终结者。但这二人的时代,虽然普遍的公共原则已经陷落,但道义还存在于私人之间,野心家公子光还能被专诸的诚恳一瞬感动,赵襄子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个体,还在试图为豫让宽恕、动容和成全,使之精神延续。这是这个时代。

易政呢? 聂政是唯一一个成功的刺客,他刺杀了韩相侠累。可是侠累是谁? 做为宰相他做了什么? 最政与他有什么恩仇?已经全部不重要了,聂政只是感慨于严遂的知遇之恩,而一定不能放过侠累,他们的思考过程,功罪论处,全部没有展示刻画,只是聂政同豫让一样毁伤自我,迷惑敌方,终于把仇家一剑砍了。但这人是他聂政的仇家吗? 其实这是严遂的仇家,严遂是卿士,聂政是居夫,前者的一点恩惠,客观上就足够后者没齿难忘,这是一个忠诚也需要加码竞争的时代了。专诸可以同公子光说:王僚拿“我们”没办法。但是严遂只是怕侠累寻仇报复,买了一条杀手的命而已,聂政和严遂不是“我们”,而是主仆,即使严遂是真心待他:但动心换一命,这样的不公平已经无可质疑了。侠累死以后,历史如何变动,忠义的聂政不用也无需知道。

到了荆轲临易水,就是刺客的终焉之歌了。荆轲当然还是一个古典的刺客,他效忠一个古老的公子,周初的燕召公爽的后裔。他当然高尚、忠诚、严谨,但还是失败了。但重要的是,他的成败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帝国时代的政治,并非一个君主的死可以改变走向,秦王政的父亲碌碌无为,但兼并的屠杀战争,广泛动员的军国、普遍的社会谣役、法吏取代老师,迅猛成势,升腾蔓延…刺客的终结不在于“必定会失败”,而是“成功也无妨”。不仅仅是秦国,也不仅仅是秦朝,赵和楚是这样,就连刘与项也是这样。荆轲就是这样踏上悲歌之途,曹沫不会在登上葵丘时想到的歌,或是心头摆荡的情绪,那时候茫然与坚定并存的天人古今,在一个人走向一个帝国的画面中定格模糊。生死成为了纯粹私人的事。

刺客列传的断代,随刺客的信念,到此也要告一段落。因为一个人死掉,两个人死掉,确实开始稀松平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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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