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失业的时候是一个夏天。老板说，欠你的钱再说。我知道他不会给我，因为实话说来，是我把他炒了。那一阵我要么躺在床上看电影，要么对着电脑打游戏，我打了很多游戏，从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炒掉老板的原因是钱太少，事太多。我说，我不伺候了。十三平的隔间还没到期，我把行李打了包，一堆纸箱子，能占掉房间的一半。我把它们放到公用客厅去，合租的人或许有意见，但我不在乎。

北京的天气很干燥，所以我要二十四小时开着加湿器，我家在海边，起床并不会嗓子疼。我给朋友打电话，我说，我的家伙什儿就留给你吧，这其中包括加湿器、洗衣机和一桌一椅，算是走之前给这个城市留下点痕迹，椅子座上还残存着我的头发和猫毛。猫已经死了，但毛还在。

正在我忙着发物流的时候，朋友来了电话。他说，你去不去看火山，听说能捡到他妈的翡翠。我说，捡你妈，石头都是一回事。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他还听说那儿有很多姑娘。

我背一个书包就上了火车，朋友要求坐绿皮，慢慢爬过去，欣赏风景，我当然拒绝。他是个学画画的，立志要复兴国画，后来做了广告设计；我算是半个学文学的，立志要投身写作，后来做了广告策划，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我说，要看风景，可以坐十一路，腿儿着去，他只好闭嘴。倒不是嫌累，因为他调了一天休，加上周末也只有三天假，就算能走到乌兰察布，也得留在当地放羊。他不像我，敢炒老板鱿鱼。 

高铁很快，我们到了呼和浩特站又租了辆车。他执意要选八百块一天的霸道，而不要四百块的桑塔纳。于是我们开着霸道，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不到中午，我们就走在了一条没有防护栏，四周是平坦草地的柏油路上。我把头从天窗伸出去，草叶子味和牛粪味不住钻进鼻腔。我们确实应该租霸道。

这里的蒙古包和我想象的不一样，面积大过我隔间的三倍，砖墙和穹顶也很高，朋友的呼噜都变成了3D环绕。他开了一路车，确实该休息一会儿，但我不困，我失业的每天都在睡觉。 

太阳毒得厉害，我一出门又钻了回去，取过朋友的墨镜戴上。我的头发很黑，把热量吸了个够，但我没有帽子，只好任由头顶发热。老板的院子很大，盖了十几个巨大的蒙古包，再旁边，就是一圈一圈饲养牲畜的区域，用铁丝网拦着。我溜达的时候又碰到了老板，他正在一个蒙古包下的阴影里剁羊排。他说，晚上整点吧。他说话的后鼻音很重。我们闲聊了一些，他说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很少回来，他这里也少有年轻人来住。我说，来看火山的不是都是年轻人吗。他说，他这里不能洗澡，姑娘们嫌脏。我瞬时觉得我们挑错了住处。他建议我傍晚再去看火山。我说好。我对火山本无兴趣，除非它真的可以喷出岩浆来，把我们都变成蚂蚁。

这群羊大概有七八十只，我站在栅栏旁观望着，因为它们总是走动，所以我数了几遍就作罢。我猜测它们没有出去过这圈栅栏，因为它们的指甲厚长，这是缺乏跋涉的标志，当然，让我下定论的还是那垛尼龙袋包装的饲料。生产力的进步让羊不需要到处奔波，只需在方圆三百米内，就可以吃喝无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

一阵啸叫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穿过一个个蒙古包和一个大仓库，终于找到了它，一只鸵鸟。它也被拦在一片草地上，拦它的铁网比拦羊的网高得多，它也比我高得多，这个圈也小得多。它在铁网前来回踱步，步伐匀称，挺胸抬头，几乎无视我的存在。地上满是鸟粪，它粗壮的脚上也沾满了白与黑，混合成灰色。

我说，你在这嚷嚷什么？它没有回应我，继续来回踱步。它的眼睛很大，嘴里喘着粗气。我觉察到它的不对劲。它的左腿有些跛。我蹲下去，想观察仔细些。

“狗咬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手里端着一盆碎骨。这时我才发现，在我身旁不远处的铁笼里，有一只熟睡的德牧，闻到肉味，它便坐起身来，嘴里淌着口水。我说，它比我都高，狗敢咬它？老板把那盆子扔进狗笼，“好吃好喝伺候着，让它咬谁就咬谁。”他笑得很淳朴。为什么要让它咬它？我问道。老板走过来，用脚踢了踢一根固定铁网的木桩，“松了，跑出去了。”我看着它腿上的伤口，半凝固的血水混合着黄色脓液。怎么不给它上点药？我说。“治好了又想跑了。”他回答道。我不再说话，他依然笑得淳朴。

闷热的下午漫长，由于实在没事做，我也仰到了土炕上，一直躺到外面变成深橙色。走吧，我说。朋友用鼾声回应，我便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看着他懵懂的双眼，我说，去看火山了。

这一路并不远，只开了五分钟就到了，我又开始觉得这车租得不值。山脚下停满了车，黄土与黑土的分界线，也是停车场和火山的边界。如朋友所言，刚走上了坡，便看到一群人蹲在一堆黑色的煤渣上拨弄着，只为寻找一种名为翡翠的石头。换个角度想想，他们又好似米勒笔下的拾穗者。姑娘确实很多，但都穿着宇航服，包裹严实，我没了兴致。

往上爬吧，朋友说。此时我们正站在最低的一座火口向下看着，眼前是一个巨大的碗，碗底满是煤渣。我转头，旁边有一座更高的，腰上盘着条狭窄的土路。我们费力爬了一个钟，终于到了更高的山口，方才眼里的大碗已经变成小碗。山上的风很大，我只穿了一件短袖，所以刚上来，就又想下去了。我努力想象着火口里的煤渣燃烧起来的模样，想象着挤满红油的沸腾火锅，从而让自己暖和起来。

如果真的能喷出来该多好？将蕴藏在地下的熔岩全部像爆米花那样迸射出来，无数生命随它一同消逝，草的、花的、蚂蚱的、蚯蚓的、蝴蝶的、蛇的、蚂蚁的、老鼠的、蜜蜂的，还有人的。我这样想着，浑身燥热，脚下的土地开始震颤。

朋友支起了画板，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没有很生疏，不一会儿功夫，一座火山就像模像样地浮现在纸面上，外面是绿色和土黄，里面是黑灰，天是橙蓝。他又像模像样地在一角写下“火山·印象”，惹得我一阵反胃。我说，你这山太死了。他说，你懂个屁。经过我的不懈坚持，他终于肯把笔交到我手上，我说服他的理由是，没有姑娘爬到这么高看他画画，他巡视一周泄了气。我挤了一大坨红色的颜料，一定要让他的火山喷发，让万物湮灭。我看着自己改编的作品，心底不由赞叹赫拉克利特的聪慧，火是万物之源，我愿意相信。

这里除了火山，再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当然火山也不怎么新鲜。我们能做的只是啃啃羊排，开车兜兜风，以及跟路边的牛马打个招呼。朋友画了很多“印象”，但每次都没有姑娘围观。我心里想着的也慢慢不再是姑娘。我时常要去看那只鸵鸟，也试过喊上朋友一起，但他觉得鸵鸟太臭，看一眼便又去画他的羊群。新来的老年团里，有两个大爷在看他画画，他不想失去这来之不易的观众。

它腿上的伤愈发严重，不仅没有结痂，反而附近都变得紫黑，脓水一直流到脚尖。我开车去到镇上买了喷雾消炎药，但每次我伸手进铁网，它都不再靠近我，或是站在原地眺望，或是在我和圈的边界间踱步。它的步伐越来越和矫健不沾边，但它没有停下，这让我费解。我不相信它是在为下一次越狱做准备，尽管它的视线始终在望向我这边，属于监狱外的一边。它或许是在用运动抵抗细菌，但是这却让伤口发炎更厉害了。我想了很多，直到我第一次看到它蹲下去。

我找到正在剁羊排的老板。我说，你的鸵鸟不太对劲，咱俩一起给它上药吧。我举着手里的喷雾药瓶。老板手里的砍刀明晃晃，满是油渍。“不麻烦，”他笑着说，“他们点了要吃，一会儿就宰了。”我看着正在凉亭里侃大山的老年团，一时有些语塞。老板是个亲切的人，每天的饭钱都给我们少算一些。

那只鸵鸟蹲在那里不再走动，仿佛得知了自己的命运。我第一次蹲下来与它隔网对视，它的眼睛很大，还长着美艳的睫毛。我忽然想进去看看它，这股冲动犹如画布上的火山。于是我翻越了那座栅栏，进到里面去，踩着泥土和粪便。我生怕惊扰到它，因为它如果突然发疯，我是招架不住的。但好在它始终安静地蹲在那。

我近距离注视着它的眼睛，它的胸脯像一个鼓风机，张开的嘴里不断吐出热气。

至少你出去过，我说。

我从圈里出来回到蒙古包时，朋友已经和老年团打成一片，他们在朋友身后围成一圈，一边传阅他的那些“印象”，一边看他临摹一头吃草的牛，画纸上没有牛绳。走吧，我说。朋友疑惑。我强行将他拽回了蒙古包。他问我去哪，我说收拾东西回家，他更加疑惑。我们是晚上的车，现在还不到中午。我说，别问了，走吧。他闷闷不乐，说大爷大妈晚上要请我们吃鸵鸟肉。我说，吃你妈，然后我就把他的东西一股脑塞进包里，拽着他上了车。我知道他不舍自己来之不易的欣赏者，尽管他们不是姑娘，但画画的人总是需要观众。

我倒车的时候，老板提着刀出来，眯眼笑着。这就走了，他问。他要上班，我说。老板挥挥手，老板娘执意要将一袋土豆装进我们后备箱，她说这是紫皮的，不一样。老板用钳子拧开了铁丝网的一口，把一根绳子系在鸵鸟脖子上。它跟着老板的步伐，缓缓向圈外挪动，有些吃力。老年团又围观上去。我踩下油门，反光镜里的鸵鸟、老板、沾满油的刀和老年团成员停在景深。院子的气压比外面高一些，驶出院门，我一下觉得眼前干净了。一路沿着平坦的柏油路开着，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几座火山依旧死在那。我在路边停下车，透过窗口望着它们，弯腰捡石头的人还在，比剪刀手的宇航员也还在，他们都和蚂蚱一样大。我想着，开下马路，穿过黄土铺成的停车场，飞向火口，一定是壮观的景象，如果能俯视脚下喷涌的岩浆，会更壮观。我给火山爆发找到了更确切的形容，它应该像被砍掉脑袋的鸵鸟脖子，血液一股脑飞出来。我印象里有过那种画面，鸡的脑袋被剁掉了，身体依旧挺拔，昂首阔步，甚至可以飞上房檐，这确实有些魔幻，关于记忆的真实性我无力考证。我发动汽车，不再去想这些事。我吃了那么多羊排，并没有对羊儿心生怜悯。它不过是一只被养来吃肉的鸵鸟。

离开火山不到一会儿，身后传来喇叭声，我从后视镜看到了一辆熟悉的车，是老板的那辆凯迪拉克。

他喘着大气下了车，脸上还有汗珠。

“看到鸵鸟没？”他笑着问道。

“什么？”我说。

“那个畜生跑掉了，”我注意到他手上还有血渍，他把手往衣服上蹭蹭，“刚抹了一刀脖子，站起来就窜，把客人都吓坏了。”

“没看到。”我摇摇头。

他踮着脚四处观望着，这附近连牛羊都没有。

“这牲口，你们慢些走。”他脸上又挂上了淳朴的笑，随后摆摆手，又上了车，原路返回去。

“你笑什么？”朋友疑惑盯着我。

“没事。”我点了火。

我期盼着能在路上碰到它，尽管我开得很慢，愿望还是落空了。我为它设想了无数种结局，最喜欢的一种，就是它脖子上留着血，腿上留着脓，昂扬着身姿，从柏油路奔到黄土，又顺着坡飞向火口。最差的一种，是它被德牧撕咬着腿，脖上套着绳子，拽回去砍头，宣示它第二次越狱的失败。

它或许会死，又或许如山底的顽石，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