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引言、中国现代化下的文化意识危机

我来这所美国中部的大学念书已经好几年了。小城因大学而发展，大学因国际生而发达。国际生里最多的还是中国人，中国人开超市起名字自然在现代化进程下，全世界的传统秩序都遭受了巨大冲击。步入二十世纪，统治了欧洲近两千年的古典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在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后分崩离析。传统西方社会的道德基础与终极追求等等旧秩序都被打散，从而激发了二十世纪一系列对于人类生存价值与文化可能性的崭新探索，如存在主义，嬉皮士运动等。但西方价值秩序在启蒙时代看似颠覆的革新之下，依然延续着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比如，基督教神学沿袭自古希腊对于世界的客体化倾向和对真理(上帝)的追寻，逐渐使西方社会发展出科学革命，进而反过来以新的科学真理取代神学真理。在这看似矛盾的价值体系背后，对于普遍，永恒，客观真理的追寻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核心关怀；再比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与个人主义，创世纪中的神造人说，又为美国建国所依据的神赋人权、生而平等之类的理念提供了深植于传统中的合法性基础。

与主导现代化的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被动，仓促，割裂的。对于被殖民帝国剥削的第三世界而言，现代化是生存于西方霸权格局下的必须手段。从清末的洋务运动、百日新政、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再到建国后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为强国以求生存的仓促努力。由于中国基于儒家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巨大矛盾，这些强国运动的底色大都出发于否定传统，摧毁传统而照搬西方制度理念来强制推动现代化。因此，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与世界格局的迫切要求导致现代化改革往往被动而仓促。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逐步抛弃原有文化，被迫西化为代价以求强国，而缺失对于传统的足够反思与过渡。这种举措的代价是留下了长期的新制度、新理念与旧结构、旧理念的冲突。在我们成长的二十一世纪，这种文化意识的危机逐渐以代际隔阂，性别矛盾等等形式外显，形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意识危机。这种危机，对于生于中国，学于西方的留学生而言，更具现成为日常的世界观冲突与身份危机。

可惜的是，由于传统这一概念自五四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标靶地位，我成长历程中鲜少接触到关于反思与革新传统的讨论，而多是打倒传统或保护传统之类的陈词滥调。基于这种文化危机，如若我国社会一直缺乏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与融合的反思讨论，那么我们就必将继续生活在割裂的世界中。对此，这篇文章将尝试勾勒出其中一些文化危机的传统起源与其在现代社会呈现的冲突形式，并期望阐述这个观点：想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更好得发展现代化，就必须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革新适应传统，而非简单地以全球精英视角嫁接西方理论与制度以取缔遗留的传统秩序。

下文将从三个关联角度尝试追本溯源，探讨传统社会的部分核心结构与理念，及其如何与现代社会的新诉求相冲突。

一、君臣父子与生而平等

在西方对于人格的主流观念中，个体（individual）代表着(上帝/真理之下)最根本的价值，是一切制度文化的意义根源。个体作为社会中不可再分割的成分，独立存在，享有主权与自由，并与其他个体生而平等。这种本质上的平等在启蒙运动被追溯于人类所共有的理性，在美国宪法中被归因为上帝所创造、赋予的人权。这种发源于古希腊传统、认为个体独立而平等的人格理念也是西方社会现代普世人权的基础。

与此不同的是，儒家的人格理念中没有个体的位置，没有普世真理(上帝或理性)所赋予的人权，而是基于人在流动的社会关系中被赋予的相对身份发展出了一套义务与权利系统。从汉朝以来，儒家思想发展为封建皇权的合法性基石，以皇权为首，向下囊括了一整套社会，家庭及个人的价值秩序，成为了一个融合哲学，宗教，政治，伦理的文化体系。而“五伦”代表了儒家文化对于人类的存在与关系的基本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套基于父权以及年龄辈分的等级制度中，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对关系中等阶分明(除了朋友)，每一对中的两方各有相应的义务与权利。

比如《大学》（选自《礼记》）第四章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君、臣、父、子，每一种相对身份都有自己应追求，应奉守的道德价值。君要仁，臣要敬，父要慈，子要孝，如若平等关系则以信相待。人的行为处事不取决于普世皆准的个人价值观，而在于特定情境下两方的相对身份。个体的一生会时常在不同的身份处境中转换，因而需要掌握不同身份的对应礼节。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把复兴周礼作为己任，而这种基于等级秩序的相对伦理观正是“礼”的内核。（这种相处模式在如今依旧有深刻影响。比如说，在中国人们面对长者，幼童，男性，女性时有明显不同的相处模式，而在美国这种相处模式的差异被急剧缩小了。从称谓来说，在中国，基于年龄与性别有数不清的不同称谓，而在美国大家日常相处时基本都直呼first name）。

因此，在“五伦”体系中，人并不独立存在，而是存续于一片流动，复杂的关系网中，基于特定语境中的身份而被赋予其存在的规范与意义。人的权利保障与其作为人类的存在无关，而更依赖于不同身份在伦理秩序中的道德约束。孩子虽然不可违逆父亲，但父亲也应慈教，妻虽从夫，但夫也应与妻相敬如宾。

然而，作为封建皇权的基石，儒家伦理将人划成了三六九等。由于理论上与实质上权利保障的缺失，社会只能依靠名声、舆论、因果报应、或鬼神降罚之类的道德，神灵力量来制约强势群体。更有甚者，徘徊于主流身份等级体系外的人在儒家伦理体系中更不被认可。或者说，由于无法被这套伦理体系衡量，他们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因而成为了象征混乱与无意义的禁忌。适龄不婚的男女，性少数群体等种种群体在西方价值中可以凭借独立人权之名获得存在合法性。但在儒家的人格秩序中，既然人的存在地位被其相对身份所赋予，那么身份无法被衡量，或者主动抛弃既定身份的群体，则成为了秩序的局外人。

二、宗族社会与核心家庭

将近两千年来，基于父权与年龄辈分的儒家等级制度定义了中国人以家庭为核心的存在方式（而非个体），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方面。

基于五伦的人格理念使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在一片复杂的关系网中，因其相对身份而被赋予存在合法性。动辄数十人的宗族家庭是这个世界的核心，也自成一个小社会。一个人首先依据其家庭身份而存在，各守其礼司其职，时刻以言行维护着这个家庭的秩序与利益，再将这种认知行为模式逐步扩散到社会生活乃至朝政（state）生活中去。对于此，《大学》第十章也有例证：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只有成功奉行家庭伦理才能成功履行对朝廷的职责。孝顺父母，可由此侍奉君主。恭敬兄长，可由此侍奉尊长；慈爱子女，可以用来对待民众。由此可见，朝政与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扎根于宗族家庭的伦理秩序之中。因此我们也诞生了诸如“父母官”，“国家”，以及为领导者附加亲属称呼的将国之关系与家庭关系相联结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与重视个人独立自由的西方政治秩序放在一起—”government is but a necessary evil”(Common Sense)—必然也会产生莫大矛盾，造成政治层面的现代危机。

言归正传，每个宗族家庭(而非个体)作为最基本的单位，则共同拼起了一整个社会的大图景。在这幅图景之中，个体权益必须让位于家族利益，儿子首先作为儿子存在，妻子首先作为妻子存在，爱情是包办的，理想是继承的，个人的好恶如若与家庭利益冲突，是少有出路的。而主动为大局牺牲自我，则被称为大义之举。

这种家庭利益至上的儒家伦理与现代普世价值的冲突，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可以被集中体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认为，假如父亲偷了羊，儿子应为父亲隐瞒，反之父亲应为儿子隐瞒，这才叫做正直。家庭利益大于个人理念，一个人应当首先立足于家庭，服务于家庭。而家庭之外其他社会成员的权益，则是他们家自己该操心的事。

这种以宗族家庭为主而不重视个体的生活理念，即使经过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运动，依然构成了中国许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支撑着他们生活的意义。在一些农村，父系家庭依然是主要单位，儿子留在家里成为中流砥柱，女儿出嫁到丈夫家，成为夫家的劳动生产单位，与之交换的是彩礼。男性供养家庭，年长者垄断权利。女性则凭借生儿子在家中站稳脚跟，由教养儿子而取得有限的话语权，这是许多缺乏社会资源的底层女性为自己在家庭中争取权益的最直接方式。对于缺少大城市社会资源的农村/小镇人民来说，宗族家庭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个人的婚姻，工作等人生大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可以调动的资源，因而家族之间互利共生依然是生活的基调，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就有许多个人的牺牲与妥协。

我想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绝大多数人们依然生活在类似的社会结构与理念中。在我们之前的几辈人也是在这种环境成长而逐步打拼至大城市的。而二十一世纪初的独生子女，在大城市中全然不同的现代环境中成长，受教育，形成了与前几代人全然不同的理念。首先，迁移至城市的家庭形式大多由宗族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中的父母辈作为城市移民，选择在大城市打拼的同时相当于主动舍弃了故乡家族根系的资源，在更依赖个人能力与选择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独立与自由。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机会越来越好，得以独立在社会生存；而夫妻间逐步更多以个人意愿选择伴侣，拥有相对更平等的地位；婚姻日趋从宗族家庭间的社会经济资源交换变为夫妻两方的结盟。而在城市工作的中高产父母也在经济上行的浪潮中拥有更多资源投入至独生子女的现代教育中。在这样日趋现代化的父母的教育下，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表达与追求的权利。我相信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在类似这样的家庭中成长，抑或是更加幸运的家庭。在这种特权（privileged）环境长大的我们，相信个人能力决定命运，认为我们对于教育，工作，婚姻等人生大事享有自由选择权，而不应受制于家庭。而这种逐渐普遍的现代个人主义与传统宗族主义的碰撞，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与过往世界的割裂。

一方面，自由的代价是与故土，家人的疏远。在大城市中生活的很多核心家庭只有过年才有机会回老家探亲。许多城市孩子不会讲乡音，无法与热情却陌生的家乡亲戚沟通，也不了解故乡习俗，感觉故乡逐渐变为异乡。传统节日随着传统生活的消解与宗教习俗的被禁止而缓缓消亡，成为了苍白的假期（而且都是调休的）。氏族家庭的亲情纽带逐渐断裂，传统理想中的落叶归根、光宗耀祖等等，对于我们而言都成了陌生的词汇——城市出生的独生子女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我指的是家庭生活的孤独中）。

另一方面，于更大的社会而言，在宗族家庭成长的老一辈一生都在经历迈向(或不迈向)现代生活的摩擦与适应期间，而新一代城市孩子却生来就认为这种生活理所当然，并且难以理解早已被否定为“腐朽落后”的传统生活与理念。两代人的不同三观因此在生活的种种方面产生了巨大摩擦。大时代的文化危机落在普通人的生活上，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比方说教育问题。儒家自古以来就把教育放在核心地位，认其为家庭实现阶级跃升，有抱负之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文化传承下，无论贫穷，中国父母普遍重视且大量投资孩子教育，甚至可以为此做出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以及强制孩子进行牺牲。这在东亚文化之外非常少见。对于父母来说，孩子的未来与前途是家庭问题，教育则是这家庭问题的重中之重。父母有义务供养孩子的教育，而孩子有义务好好学习而将来报答父母。因此，为了家庭的长远大计与人生的终极追求而做眼前的个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父母牺牲了这么多，孩子牺牲一点自由，恋爱或爱好等父母从没体会过的东西，似乎也无伤大雅。而对于新时代出生的孩子来说，这些期待就成了压迫的重担。新一辈的孩子们更倾向于认为教育应该是个人问题，学不好是自己的责任，学好了是自己的本事，不该以此被父母打骂或炫耀。

因此，在儒家文化对于教育与家庭的重视下，中华人民在许多国家都能混得非常体面。而在中国本土，父母与孩子两代人对于人生与教育的意识冲突下，体面却并不总意味着幸福。仅仅在教育这一方面，就有数不清的家庭矛盾上升至社会矛盾的案例，甚至发生了诸如电疗治网瘾、豫章书院之类非法机构受父母委托，以教育之名侵犯未成年人人权的丑闻。

在教育问题之外，由传统宗族伦理与现代个人主义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比如老人被批“倚老卖老”，因为强迫年轻人让座而在网上被公开骂“老登”之类的戏码在几年间就发生了数次，年轻人的“断亲现象”等也在近年成为了热门议题。由大到小，种种事例数不胜数。这些社会冲突的文化诱因都在于传统伦理在现代化中逐渐崩溃，原本自洽的社会被矛盾、多元的价值体系撕裂。

这种矛盾中最深层，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就是性别平权的问题。

三、传宗接代与性别平等 

基于性别与年龄的等级秩序，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秩序，宗族家庭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传宗接代是宗族家庭的核心目标，占据了价值体系的顶点。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是没有信仰/宗教的民族，实际上传统中国遍地都是宗教，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各路民间信仰(财神、妈祖等)也在大众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一切信仰中，祖先崇拜是中国最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信仰。早在商朝人们就相信逝去的祖先掌握着强大神力，可以保佑或惩罚后代，因而有活人祭祀与甲骨文占卜等安抚先祖，祈助于祖先神力的官方仪典。这种思想慢慢经由儒家发展为以氏族家庭为单位的普遍的祭祖习俗。人们相信死者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间，如果死者含笑而逝，被后人妥善照料祭拜，则会以神力庇佑后代，如果横尸荒野无人照看，则会化为厉鬼为害一方（关公因为死时身首异处，在被儒释道三教封圣之前曾被认为是厉鬼）。东亚如今的许多鬼片依旧取材于因为含冤横死化为厉鬼报复人间的逝者，也是承袭这一观念。

基于祖先崇拜，延续家族血脉不仅代表着社会的道德价值追求，也成为了维护(想象中的)自然秩序稳定的必须要求。后人源源不绝，才能照料祖先，发扬宗族。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生儿子是最重要的事，而没有儿子则成为了宗教禁忌: 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举例来说，古时最狠的诅咒是断子绝孙，最狠的报复是刨祖坟。毕竟，没有逝者希望死后孤苦伶仃，无人关怀，也没有生者希望先人化为厉鬼，导致整个血脉根基不稳。由此可见，生育在古时并不是女性个人的事，甚至不仅是夫妻双方的事，而是包含逝去，存活，与未来成员的整个宗族血脉的大事（听上去压力好大）。更甚者，在族谱中只有男性家庭成员的名字，没有必将出嫁别家的女儿的位置，而嫁进来的妻子也只能依靠生养儿子而依靠儿子在宗族中留下一些痕迹，挣得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处境不公且悲哀，有儿子，没儿子代表两种全然不同的处境，因此诞生了诸如宫斗、婆媳矛盾之类时至今日依然鲜活的叙事母题。这些本质上都是在资源被男性垄断的困境下，女性全力争夺狭窄生存空间的故事。

由此可见，女性所受的不公是一个复杂的，延续两千多年的社会生态下全方位的不公，而这种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理念，依然以许多形式延续在当今时代。因此，如今中国的性别矛盾不应仅仅被视作现代问题、人权问题，也反映了传统秩序在匆促现代化下被撕裂而产生的价值混乱。

比如说，现代价值所追求的女性以个人身份与男性平等相待，意味着颠覆“五伦”中的“夫妻”之礼。享受教育而延迟婚姻，追求个人事业，意味着将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利益之上。自主选择生育，同样意味着将个人利益凌驾于“五伦”的父权辈分等级制与宗族利益之上。更让传统观念恐慌的是，无后意味着血脉的断绝，祖宗的被遗弃，是古时令人闻之骇然的宗教禁忌。因此，仅仅依照现代理念以西方的方式推进女性权益而不考虑中国传统中的性别处境，就难以真正理解与改变如今的女性困境。

只要基于“五伦”的等阶模式，宗族家庭结构与传宗接代的传统理念得不到适当的反思与革新，现代女性平等依然道阻且长。

世界对女性的不公是悲哀的，对于一半人类的压迫，就是抑制人类至少一半的潜力与生活可能性，同时也扭曲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但同时，性别不平等以不同的文化形式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中，并非中国社会所特有。

结语、现代危机的出路

言至此，本文希望传达这个认识：传统中国生活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一些核心理念与现代思想的核心价值有着根本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源于近现代西方殖民入侵与仓促现代化对于传统秩序的冲击。时至今日，这些矛盾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反思与解决，因而在文化层面上导致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与不少社会问题。

【声明：这并不代表传统文化仅局限于儒家文化，也并非儒家所有理念都与现代价值冲突。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所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把中华文化概化为孔教，从而通过全盘否定孔教的方式试图全盘推倒传统文化而发展现代化。这种对传统的轻蔑与偏激态度（在当时也是迫不得已），部分造就了如今的现代危机。

同时，本篇文章无意比较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孰高孰低。我不支持全盘否定传统，相反，仅仅在哲学层面，中华传统就依然可为当今世界提供许多珍贵视角，特别关于是现代性自身的许多问题：比如过度工具化自然导致的环境危机，比如虚无主义与消费崇拜之类的现代生活特产。我也不完全接受启蒙思想的普世合法性：比如，启蒙精神将理性看作人类的本质，而以此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过去的数百年来怀有此种看法的殖民者们一直试图用伪科学证明部分族裔缺乏理性而将他们与所谓的真正人类划分出高下等级。】

在我国当今传统与现代价值秩序的冲突中，本文希望倡导的是两点认识。

其一，在以古希腊-基督教为源流的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普世人权之类的现代启蒙思想是发源于本土，且经过漫长演化而逐渐产生的。相反地，对于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的中国而言，为生存被迫的现代改革是外来的，仓促的，由于这种水土不服与缺乏过渡，如今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面临着剧烈的撕扯，陷入了种种危机之中。这种意识危机需要被承认，需要被理解，需要被解决。为何？首先，逐步消亡的传统需要被传承与革新。一方面，传统的道德价值支撑了中国绝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意义，传统的崩溃则意味着他们（也包括你我）的身份认同与生活意义的崩溃。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与思想中的智慧历久弥新，也在如今西方知识界愈发得到承认与学习。因而传统不应当被全盘否定，其中精华需要被新时代的年轻人，以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方式传承与发扬。最后，作为留学生，尽管出生在新世纪的中国并且在西方受教育，传统的许多理念、智慧、与世界观依旧在成长过程中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些印记可以另开一篇文章讨论。Eg. Do you tend to attribute faults to yourself rather than others? Do you feel constant, external pressure to be excellent?）。作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我们难以磨灭这些印记。而在尝试融入留学生活之中，对于这些印记的抵抗，也让许多人感受到了身份认同的撕裂。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我们与家乡的关系，这些都是理解传统与其现代危机可以帮助我们解答的问题。

由此引出其二，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危机，作为幸运地受到中西方教育，拥有本土背景与世界视野的留学生们不应仅仅沉溺于在西方视角上俯视、批判中国，同时也该学会底下身来，尝试理解乡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民群众，探讨传统与现代生活之间融合、革新的可能性。假如只是效仿西方，以个人主义普世人权之名推动种种改革而不尝试理解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处境，那么就势必陷于新老两代人民互不理解，鸡同鸭讲的矛盾中；抑或是以全盘否定传统，摧毁传统为代价来强行嫁接西方观念——这条路子我们曾经试过了，因而留下了如今种种根深蒂固的残留传统与水土不服的现代观念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因此，保留、革新传统的精华部分，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融合而发展出符合中国本土处境的新社会秩序与理念，是真正现代化的必然需求。一个不同性别、年龄与背景的人们都能够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的社会，才是理想的新社会。

部分参考文献：《乡土中国》、《论语》、《大学》、《中国意识的危机》、《吾国与吾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The Geography of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