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去桥洞下面，捡火车道边散落的煤渣，运气好的话能装三袋，卖二十个大子儿。到了周末，他还会带上我和我哥。如果我捡的煤看起来不经烧，他就会弯下腰，从袋子里把它们一块块捡出来。父亲下腰的样子挺吃力。我常常想，大概每个人的骨头缝里都有一根发条，只是父亲那根很久没有上油，所以才会生锈。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住在一间仓库。仓库归国家管，但是一直没人看着，里面堆了很多空纸箱，上面写着机器零件的名称，还有老鼠在里面拉屎。每个月，父亲都会给火车站的老刘送一条烟，两瓶酒，于是老刘就让我们不交房租住在那儿。仓库有两间屋子，我们睡在紧里面那间，那儿放着两张木板床，没有大灯，但是有一盏写作业用的台灯。其实屋子里还有一股臭味，但是不注意就闻不到。味道的来源是仓库前面的垃圾山，夏天虽然挺臭，冬天盖上雪，居然十分好看。天黑后，我喜欢顺着仓库后面的水管，一直爬到屋顶上面，荡着腿往远处看。我老是能从远处的灯光里，清楚地认出南湖公园的那个大摩天轮。

九九年末，父亲出去捡煤，被一个火车司机当场抓住，扭送进铁路看守所。因为不知道他哪天会被释放，我和我哥一有空就去车站等他。我姑说，父亲犯的不是什么大事，最晚三十以前也该出来了。那个冬天，我哥没有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但我仍清楚记得他的模样。他又高又瘦，头发长得老长，因为不爱洗澡，用手挤一下，可以挤出油来。我们在车站等着的时候，我哥喜欢把被煤染黑的雪捏成团，像扔手榴弹一样，甩到马路的对面。我则蹲在一架米格飞机下面，在心里默默数着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其中有戴花头巾的老太，篮子里装着葱，还有吃冰棍的小女孩儿，但是从来没有父亲。我身后的那架飞机上，印着一颗闪亮的五角星，旁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赠”，下面立着一个牌子，讲它多么的厉害，击落过多少架美国人的飞机。等得没意思了，我和我哥就沿着火车道遛弯，或者到野湖的冰面上出溜，看那些年纪大的人坐在板凳上钓鱼，其中钓得最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只有一条胳膊，另一根袖管是空的，丢在朝鲜，在那之前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专业的手风琴手。有一回，他钓到的鱼实在太多，就分了一条给我们。我俩回到仓库，弄了半根萝卜，用它做了一碗汤，还在上面撒了葱花。那条鱼虽然小，但是很好吃，加了葱花以后，特别地香。事实上，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鱼汤。

我哥喜欢踢球和嚼口香糖。一块草莓味儿的口香糖，他能从早上一直嚼到晚上，睡觉前粘到床头，如果第二天有甜味儿，还能继续嚼半天。虽然他嘴上说对女孩儿不感兴趣，但是我曾经抓到他偷看垃圾里捡到的卫生书，上面有张女性的人体构造图，标注了各个器官的位置。他最喜欢看的，是那张图的下半部分，那里的形状看起来，像一颗倒着的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没有父亲管着，我哥竟然不去上学了。每天早上，我爬下床，到外面用脸盆接凉水拔脸的时候，他会故意用被子蒙住头，大声打呼。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像父亲一样，揣着二十块钱回来。他从没告诉我这个钱是哪儿挣的，但是我很快就闻到了他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煤渣的味道。后来，他的班主任，一个说话声音很温柔的女老师，在操场上找到我，问我他去哪儿了。我就说，他得了一种很重的病，是不治之症，甚至可能会死掉。说着用双手勒住自己的脖子，做出咽气的表情。

那个冬天，天黑得比以往要早。我很少在放学后跟其他人玩，总是一下课就往回走。我费了老大的劲，才没让同学们知道我住在哪儿。每天，我都在一个被我称之为“我家”的路口跟他们道别，等注视着他们离开，再独自走回仓库。他们从来没就有发现我的秘密。在仓库里，我要摸黑走上两分钟，才能走到我们住的那间屋。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纸箱子，生怕打扰了老鼠们生孩子。这时，我就会想象自己不是在一间仓库里，而是一座图书馆，周围摆的也不是纸箱子，而是比我高了很多的书架，上面堆满了我永远也看不完的书，要搭梯子才能够得着。这种在黑暗中前行的感觉，就像是在和自个的影子玩捉迷藏。它大概是我唯一的朋友了吧。回来的路上，我总会经过一个巨大的广场，那里飘着许多旗子，有的写着“多买少买，多少要买，早买晚买，早晚要买”，有的写着“救孤济困，扶老助残”，有的写着“亲爱的朋友哈喽哈喽，百万的大奖在向您招手”。到了开奖日，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会在上面拿着话筒，叫那些幸运儿们走上主席台，开走停在边上的面包车，或是抬走摞起来的长虹彩电，并且问他们心里美不美（这就像是在问一个被自行车碾到的人脚趾头疼不疼）。开完奖，地面覆盖着老厚的一层彩票，让整个广场看起来就像是一张绣花的被子。即使在广场空了以后，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穿着军大衣的老人，在雪里捡起这些散落的彩票，然后把它们放在路灯下，盯着上面的数字看。

父亲离开后，负责做饭的人就成了我哥，不过他只会煮挂面。于是，我们每晚都会变着花样吃面，有时候就着生蒜，每吸溜一口面，就啃一口蒜。到了周六晚上，我哥会用捡煤的钱，领我到独眼儿的饭馆吃饺子。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饺子上来时，先吃五个，往盘子里加醋，吃五个，加酱油，吃五个，加辣椒油，再吃五个。这样的话，一盘饺子就可以吃四种味道。每天饭后，我哥都会靠在墙上做倒立，好像要把刚吃掉的食物再倒出来一样。如果没人打扰他，他可以一直倒立半个小时，甚至在倒立时打个盹。他说我太瘦了，像根苞米一样，要好好锻炼身体。当时我们养了一条白色京巴，年纪挺大，是父亲去年夏天在街上捡到的，身上的毛都掉光了。那之前，我还在纸盒里养过一只老鼠，有拇指那么大，长着两根教书先生一样的胡子，饿的时候会吱吱叫，用牙咬纸盒，甚至咬我的手指头。后来，它被一辆倒骑驴压成一张饼，粘在轮胎上，怎么弄也弄不下来了。我想管那条京巴叫“旺财”或者是“来福”，就是一般人会给狗起的名字，但是我哥坚持要叫它“艾森豪威尔”，他说那是一个美国总统。我问他美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美国人也要交社保吗？他说没什么关系，他只是觉着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洋气。后来因为念起来太长，我们就改叫它“老艾”。我用撕成条的纸堵住鼻子，打开台灯写作业的时候，老艾会安静地躺在我跟前，身体在暖光里轻轻起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上台灯，屋里马上就变得暖和了。

寒假很快到来了，我并没有像答应父亲的那样考一百。我的数学考了七十，英语只有六十五。我似乎已经忘记自己也曾是一个好学生了。那时，老师们上课时最常提到的俗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事实上，我唯一擅长的就是写作文。我的语文老师，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戴着啤酒瓶底一样的老花镜，把我叫到办公室。她跟我说，我写的很好，但是以后不要在考试里这样写，因为这样写的话，我可能有希望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永远也不会考进一所好的大学。我有时甚至会想，也许我应该像我哥那样，不去上学了。我常常想到父亲。我十分想念他。我老是觉得，早上一睁眼，就会看到他在煤炉那儿蒸粘豆包，然后抬起头，冲我招手。

一天下午，我和我哥从车站回来的时候，看到火车道旁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幅画，上面是一头金色的狮子，前爪腾空，跃过一个点着了的火圈，下面写着：南湖公园，满洲大马戏，这个大年三十，我们不见不散。那张画好看极了，我们盯着它看了老长时间。后来，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看没有人，就朝着它的边缘哈气，然后小心把它从上面摘下来。我把画卷起来，像藏一把砍刀一样，把它塞在肥大的校服外套下面。我说，哥，我们要是能去看马戏就好了。他说，你说他们有狮子吗？我说，大概有吧，画上都画着了。他说，画上画的不是老虎吗？我说，我记得是狮子啊。他说，那保不齐是我记错了。我说，哥，等爸出来了，我们就去看马戏吧。他说，嗯，咱们一块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马戏。我有一块旧手表，没有表带，是父亲送给我的，后来差点被我弄丢了。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校服兜破了个洞，如果往里面塞东西，过了段时间都会掉出来。睡不着的时候，我就躺床上，数父亲走后过去了多少天。我把你那块表拿出来，在黑暗中，盯着带荧光的指针看，好像这样就可以让它走得快一点。如果我哥翻了下身，我就把它藏到枕头下面，闭上眼装睡，然后那头狮子就一跳一跳来到我的面前，有点像大个的猫。它打了个哈欠，扭过头，对我眨嘛了两下眼睛，然后我就睡着了。

除夕前一晚，我被像流浪猫的声音吵醒了。我仔细听了听，忽然意识到，发出这个声音的并不是流浪猫，而是我哥。他正在被子下面哭泣。我在黑暗中睁开双眼，看到他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轻轻抽动。这个发现让我有些后背发凉。我尴尬地躺在旁边，担心自己的呼吸声会打扰到他，时间像碗里的面条一样被拉长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猛然想起上次听到这个声音的场合。那是九二年，母亲走后的一个夏天。

母亲第一次走时我还小，但是我哥已经能记得所有的细节了。她拎着包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哥正坐在门口，跟几个邻居家的小孩儿玩啪叽。那个包看起来很重，母亲拎起来有些吃力。我哥问，妈，包里装的啥好东西，给我瞅一眼吧。母亲停了一下，突然转过身，递给我哥一个钢镚。母亲说，快，去买个冰棍儿吃，奶油味儿的那种，快去啊。我哥看了看钢镚上的国徽，抬头冲母亲笑了笑，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半年以后，母亲回来了。她给我俩各织了一件毛衣，蓝色的上面织着我的名字，红色的织了我哥的。当时父亲有点紧张，冲母亲笑了一下，想过去拉她的手，但是母亲没有理他。我看到，父亲居然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几天后，一个晴朗的下午，母亲带着我和我哥去南湖公园坐天鹅船玩。她给我们每人买了根一块钱的烤肠，还唱歌给我俩听，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好听极了。我们坐在天鹅船上，盯着岸边柳树后面的那些大楼看，它们看起来都十分遥远。母亲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再次不辞而别。那之后，每隔几个月，她都会回家一趟，看我俩一眼，每次回来我都特别开心，像过年一样。那时我老想着用一根绳子拴住母亲的脚，这样她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后来就到了九二年，那年母亲走后就再没回来。从那时起，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开始酗酒，我们也从老房子搬走了。一天晚上，他又出去喝酒，留下我和我哥在仓库。我记得，到了后半夜，我被相同的声音吵醒了。那个声音从窗户的方向传来，我则误把它当成了外面发情的流浪猫，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是我哥哭泣的声音。

除夕那天，我哥起得挺早，他紧紧攥着两个拳头，在房间里面蹦来蹦去，又史无前例地洗了头，用梳子梳了梳，最后戴上了一条围脖。我们一起走到车站，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期间只看到一个没腿的要饭的，一个卖冻梨的小孩儿，还有几个蹲在机翼下抽烟的下岗工人。到了中午，我们就着从家里带的撇拉丝，吃了几个花卷。花卷已经冻得咬不动了。我们喝光暖壶里的白开水，坐在飞机下面继续等着。我们等啊等，等啊等，但是并没有等到父亲。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个拿照片的女人走过来，问我们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里面有个穿红T恤的小男孩儿，留着寸头，看起来四五岁。照片下面有一行毛笔字，写得挺工整：寻找爱子，大名王海洋，小名毛毛，额头有疤，爱笑，对生人有礼貌，但是不爱说话，1994年于五爱市场走失，如有线索望知情人告知，当重金酬谢。我哥摇了摇头。她叹了口气，把被风弄皱的照片铺平，然后走过马路的车流，问对面亭子里站岗的警察去了。等她走远，我哥把嘴里的口香糖给吐了，捏在飞机下面的牌子上，跟我说别再等了，回家呆着吧。我没有动。他转过身说，你他妈的还在等什么？我没说话。他踹了我一脚，说，屁股给老子挪一下。我又站了一会，然后才跟着他走了。

我们走在火车道边，手插在裤兜里，踢着地上的雪，谁也不跟对方说话。后来，我哥到小卖部给我姑打了个电话，问她有没有父亲的消息。他说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我们十分想念他。我姑表示理解，同时也说自己什么信儿都没有，但她答应我们，明天一定去找人问问。然后，她又问我们有没有多喝热水，多吃蔬菜。我哥说谢谢姑，我俩过得挺好的，就把电话挂了。这时一道霞光从火车道的尽头升起来，看起来好像水流。

我突然说，也许咱爸永远也不回来了。

我哥让地上的雪块绊了一跤，继续往前走。

我说，哥，你说，以后再见到咱妈，你还能认出来她不？估计那时她已经很老了，脸上全都是褶子。

我哥停顿了一下。

那当然，他说。不管咱妈多老，我都能一眼认出来。

我说，你说爸没事吧？

他说，肯定没事，咱爸是啥人。

我说，那明天我们再去车站等他。

他说，嗯，明儿再去。

过了一会，我哥问我记不记得去年春节都干了啥。我说他妈的不记得了。他说他也他妈的不记得了。我又问他，你说，赵本山今年会不会上春晚？他说肯定会，因为年年都有他。我们又说起“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司马缸砸光”，还有“它为什么这么脆，它就是一盘大萝卜”。那些消逝的光阴，也好像都回到了我们面前，如树上的果子般任我们采摘。我哥说，这会他们要唱《难忘今宵》了吧。我点点头，几乎可以在耳边听见。路是那么长，下着那么大的雪。我想，父亲大概还要走好久，才能走到家吧。

走着走着，我们就走到了独眼儿的饭馆。窗户上贴着老大的红字，上面写着很多我们想吃但是吃不起的菜名。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喝酒，一团白色的雾气笼罩在他们周围，让饭馆看起来像个水缸，里面都是鱼，是人的身体，穿着人的衣服，但是长着鱼头。我转过头说，哥，你还有多少钱？我哥说，不用担心，够用，接着推门进去。我们坐下来，点了两瓶八王寺汽水，一盘饺子，猪肉韭菜馅，准备吃一顿没有父亲的年夜饭。不一会，独眼儿把饺子端了出来，又砰砰两声，撬开汽水的瓶盖。我看到他的狗眼儿歪着，盯着桌子上的辣椒油看。据说那只眼睛是以前他在厂里那会，被一颗从机器里飞出的螺丝钉弄瞎的，后来就换成了狗眼儿。我们拿起筷子，开始夹饺子吃，它们老是在盘子里出溜，好像长了脚，但我们还是把它们都消灭了。我哥走到柜台，掏出一把钱给独眼儿，然后从缸里挑了几块虾糖。离开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独眼儿在后面说，大哥过年好，大嫂过年好。

走在黑暗里，可以看到人影在柳树林里发抖，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看到他们手里燃烧的香烟。路边有几个女孩儿在不住地跺脚，虽然很冷，却穿着很短的裙子和薄薄的丝袜，脸上画着浓妆，好像在等人。我哥像递香烟那样把兜里的虾糖掏出来，给了我一块。我把包装拆开，糖含在嘴里，慢慢用牙咬，是甜的，让我有点想哭。火车道对面传来礼花弹的声音，像山谷里在打雷，但是很快，一切又安静下来，路上只有我俩。我打了个喷嚏。我哥把他的围脖摘了，扔给我。他说，你快把它给我戴上。我用校服袖子抹了抹鼻涕，大声说，我不要这破玩意儿。我哥没说话。过了一会，他拍拍我，问我有没有听说过爱斯基摩人，我说没听过，他就开始跟我说，爱斯基摩人住在北极，有一种在雪地穿的鞋，看起来像踩着一对羽毛球拍，走在雪里，就像是走在平原上一样。我听到他的描述，脑子里涌现出几个踩着球拍在雪上奔跑的人，突然很想笑。我感觉我笑得肚子都疼了。垃圾山前有一个孤单的男孩儿，正在放礼花弹，他点着它，拉下棉猴的耳朵，用手捂住。我们没有打扰他，绕过垃圾山，来到仓库跟前。大门敞开着，冷风不住往里灌，我能听到老艾在叫唤，但是后来好像叫累了，就没动静了。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我们在纸箱间穿行，我哥从兜里掏出打火机，举到面前，火光照亮了他的黑眼仁，还有他下巴上几根很短的胡子。我们站在屋外，看到里面有灯光在晃动，然而打开门，出现的却是两个戴大盖帽的人，一个头发已经灰了，另一个还很年轻，都拿着那种大号的手电筒。一个在翻柜子，把里面的东西扔到地上，另一个在用手摸我们的被子，并且把它掀开，看下面有东西没有。

这时他们看见了我们，年纪大的那个往年轻的身边凑了凑，交代了几句，就站到窗边抽烟去了。年轻的走过来，问我们有没有身份证，家里大人在哪儿。我把一只手抬起来，挡住脸上手电筒的光。年轻的有点不耐烦，说，你们是哑巴？我哥说，叔叔，你们过年都不休息的吗？年轻的没有回答，说，是谁允许你们住这儿的？我哥说是火车站的老刘。年轻的说没听过这么个人，转头问年纪大的。年纪大的停了一下，说，老刘？然后摇了摇头，在窗台上弹了两下烟灰。我能听到老鼠叫，还有外面放炮的声音，每放一下，我就打一个激灵。年轻的把帽子摘了，在我哥头上砸了几下，问他是不是在撒谎。我哥发誓他说的是实话，真是火车站的老刘让我们住这儿的。年轻的不说话了，好像是在思考如何处置我们。这时年纪大的把烟掐了，绕过我哥，对我说，孩子，你知不知道，一个人拿了别人的东西，这个叫什么？我说，叫什么？他说，叫小偷。小，偷。我想说我们不是小偷，但是没有讲出口。他又说，社会上有一种人，自己不劳动，专门薅社会主义的羊毛。你知不知道，这种人是哪种人？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点点头，语气缓和了许多，说，你们还小，什么也不懂，现在大晚上的把你们赶走，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但是明天早上，你们必须得从这儿搬走，明白吗？说完他们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老艾不知从哪儿跑了回来，闻了闻我裤腿上的雪，用舌头舔了两下。我踢开它，到外面的雪地里撒了泡尿，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哥脸朝下躺在床上。他又哭过了。我把台灯从地上捡起来，用校服擦了擦。我想，如果它摔坏了的话，我可以重新修好它，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它把整间房间都照亮了。我把藏在墙缝里的全家福抽出来，塞进裤兜，又拿了几本作业本，两支削好的铅笔，几双厚一点的袜子，还有早上吃剩的半个花卷，然后坐在床边，看着手表上的指针。我哥擦了擦眼睛，什么都没拿，两手空空地站起来，朝着外头走去。我站起来说，哥，要不等明早再走吧。我哥没有理我，在黑暗中走了两百米，然后推开仓库的大门。外面又下起雪来，而且越下越大。我说，要睡外头吗，就是挺冷的，要不要像爱斯基摩人一样，搭个雪屋？我哥把头埋在衣服里，一句话也不说，扎进大雪，我赶紧追上他。走了不知道有多久，我说，哥，咱们这是要去哪儿？我哥说，去南湖公园。我愣了一下，不再说话，默默跟在他后面。我回过头的时候，看到老艾正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过了一会，我抬头看到了摩天轮，在夜空中，看起来就像一条很大的珍珠项链，只不过是已经熄灭的项链。

公园的大门上锁了。我们来到围栏外，我哥弯下腰，让我踩着他肩膀，我爬上围栏，伸出手把他拽上来。正要往前走，老艾突然叫了几声，追上来，跟着挤进了围栏。我哥看了看它，把它捡起来，抱到怀里。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经过旋转木马，碰碰车，还有三个芭蕾舞女孩儿的塑像，来到卧波桥，在那儿能看到许多搁浅的天鹅船。夏天湖水是绿的，但是现在一半冻成冰，没冻的部分滋滋冒着热气。小路边有盖着雪的长椅，上面有人坐过，像压进生日蛋糕的脸。马戏团大概在公园的很里面，我们找了一会，没找到。我意识到，有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么一个马戏团，这一切都是我瞎想出来的。这时，一个熟悉的音乐从“丛林小火车”的后面传来，是《铃儿响叮当》，有点像我小时候听过的八音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年三十的晚上，这里却在放着外国人的音乐。我和我哥走过去，看到一座破旧的帐篷，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几个字，已经快看不清了，好像是“满洲什么戏”。我的心砰砰地跳了起来。来到帐篷后面，我哥指了指帆布，上面有个洞，差不多一个咸鸭蛋那么大。他放下老艾，伸长脖子往里面看，柔软的雪花落到他的肩上。帐篷里又传来了音乐，我想里面一定在表演着什么精彩的节目。我等不及了，就问我哥看见了啥。他没吱声，影子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大声说，我也想看，然后捏了个雪球，朝他扔去，雪球在他后背留下一个白点。他晃了晃，扭头看着我，像是刚刚睡醒。我说，我也想看，然后一把将他拉开。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特别轻巧，直接被我甩到了雪里。我没有管他，把脑袋凑了过去。里面什么都没有。我感到十分困惑，转身看着地上的我哥。我哥让我再仔细看看。我有点怀疑，但还是把脑袋凑到跟前。那里一片漆黑，只能听到那个熟悉的音乐，但是不一会，梦里的场景都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揉了揉自个的眼睛。我哥问我看到了什么没有。我没有回答他，继续看着，直到耳边什么都听不到了，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声。这个声音好像来自地底，但也有可能，它不来自任何地方，而是一直就在那儿。我终于看到了狮子。

2021年十二月 一稿

2022年三月 二稿

2023年二月 翻译

2023年十二月 三稿